中国特色商会怎样走向大时代 ——周瑞金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

　中国特色商会怎样走向大时代

　　——周瑞金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

 

周瑞金，历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任人民日报社华东分社社长。获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分别被聘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北京广播学院、西北大学传媒学院兼职教授。主持撰写的一系列评论文章，曾产生广泛影响。出版专著有《新闻改革新论》《中国改革不可动摇》。

商会包括行业协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现代社会，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商业社会，商业活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这就是为什么商会成为世界各国各类团体中历史最久、数量最多、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民间社团的原因。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三大社会主体：以政府官员为代表、以政府组织为基础的国家公权力系统；以企业主为代表、以企业组织为基础的创造财富的市场系统；　以公民为代表、以社会民间组织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系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新目标，对于商会这个社会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和发展机制的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三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推动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化。在这个转型时期，商会在提高市场经济运行效率和促进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应该看到，政府管理的转型，市场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竞争的加剧，为中国商会的发展创造了光明的前景。同时传统思想观念及相关体制，使得商会难以在短时期内改变观念、改变运作思路和模式、系统地发挥其作用。因此，中国特色商会的建设如何在把握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特色，亟待在观念、体制和机制上进一步理清思路、明确方向、把握重点、系统推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的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是商会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当然，这个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社会舆论方面也存在着对民营企业家的一些偏见和误会。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提到温商，几乎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后来，又认为温商只能从事低端制造业，卖打火机的、做皮鞋服装的、制作眼镜的，等等；再后来温商变成“炒家”，什么“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连大蒜也是温州人炒起高价来的。今天，上海人对温州商人的美特斯邦威服装、报喜鸟西服、红蜻蜓鞋业纷纷”飞进”资本市场，就刮目相看了。当前，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迎来了最美好的时刻。从经济贡献看，目前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占中国企业总数中的90%以上，占到整个城镇就业的80%以上，工业增加值的70%以上，对GDP的贡献率超过60%，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从社会贡献看，民营企业正成为稳定就业的最主要支柱，90%以上的新增就业靠广义的民营企业，即非国企。中小民营企业是大学生就业的主要雇佣者，鼓励中小民营企业招聘应届大学毕业生，是提升就业的主要渠道；从经济结构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国企改革方向，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草根民企有了与国企同台竞争、“国民共进”的双赢机会。这些政策效应的作用正在逐渐显现，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垄断领域正在松动，民营企业期待新一轮改革红利。

　　过去，我们政府对商会的态度，风趣地说叫作“封建家长制”，　“包办婚姻”。一方面鼓励你，要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一方面还要限制你，要大家闺秀，门当户对。对应商会，这种限制体现在一是职能限制，二是立法缺失，三是双重管理体制，四是对商会还要课税。而如今，国家治理现代化强调在社会治理中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具体表现在三个转变，一是社会治理从单一中心向多中心转变，二是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三是政府社会结构由“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变。我看到，温州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研究员有个说法，温州的政府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无为”的政府，放手发动千家万户搞农村工业化，但也由于不懂市场经济，政府反应滞后；　在第二个阶段成为“有为的政府”，政府开始加强调控和监管；　到了第三个阶段是“适度政府”，用政府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相结合来催促民营经济的发展。适度政府其实就是对上述三个转变的最好注脚。

　　近年，我国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总布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战略倡议。不久前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和基本理念，强调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这不仅将促进我国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和政治、文化、生态建设的全面进步，同时亦为中国企业向纵深方向“走出去”，加强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融进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当然，机遇与挑战总是相生相伴。这种挑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在实施战略布局，尤其是国企走出去的同时，往往会受到一种“新殖民主义”的指摘；二是“一带一路”建设中涉及的65个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基础设施不发达，经济结构不合理，市场规则不完备，同时部分国家社会形态复杂，政局不稳定，商业投资的风险也比较大。打个比方，单一企业对外投资，是单兵作战，抵御风险能力极差；国企出海是核武器，真的使用起来有所顾忌，困难不小；而以商会为主体，以民间投资为纽带则是集团军作战，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图方面有其天然优势。所以，国家的发展总战略包括“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特色商会的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

　　在信息社会，信息、知识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成为主导经济，科技与人文在信息、知识基础上的紧密结合，拓展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们生活趋向和谐的新空间，中国各类商会的结构更趋多元化、复杂化和活跃化。与此同时，近5年来，民营企业家新老交替成为趋势，一大批青年创业者涌现出来，其中包括大学生、留学归国人员和其他有志青年，投入到创新创业中去。“新生代企业家”群体培养工作的重要性就更加凸现出来。他们年纪轻、视野广、闯劲足，具有“创业创新创未来”的蓬勃生机，可以打破老一代创业者的传统观念和惯性思维，使企业在传承中完成转型升级、在转型中实现成功传承，实现传承与转型同步推进、互相促进。这一群体是民营经济的新兴力量，他们将承担着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下一波快速发展的重任，是民营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关键所在，是民营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流砥柱。显而易见，他们也成为了中国特色商会建设的生力军和前导力量。